小时候父亲的书架排满了我不喜欢或看不懂的书。那个年代没有电视，少儿读物少得可怜，我总是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在书架里边翻来翻去。一天翻到了一本《普希金文集》，我被书中的插图所吸引，那本有着精美插图的书，成为我一个人在家时必去偷偷看的一本书，也是唯一喜欢的书。书中有一幅插图是我每一次翻那本书时必先看的一页。插图是一幅单色画，画的是普希金的妻子，插图中的人物有着朦胧的目光，想看也看不太清楚，那书的印刷质量现在看起来真是一般，也许这种朦胧的感觉是印刷的质量所致。但是，越看不清楚，越是极力的猜测画中的细节。那画中人物看的遍数多了，久而久之那画的风格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中。现在回想起来那插图虽然表现了复杂的服饰，但是画的整体风格和人物的形体处理体现了单纯的艺术风格，情感和形体凝聚在一起。
读研究生期间导师田金铎、
同时研究生学习期间也是我个体审美实践的开始。第一次在学习上表达个人意识和自身素质情感，应该是一九八六年研究生二年级做的一个等大《站姿女人体》泥塑习作，那次是我第一次根据自己对于模特的感受，按照个体的审美爱好做的作业。在那以前的人体习作，往往更加注重模特客观属性和科学性的塑造。这个习作我在正确处理模特客观属性的前提下，注重自我情感的融入，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持续作品长达三个月的制作过程。作品接近完成时，每当夜幕开始降临我都独自坐在作业前，在天光教室渐渐暗去的光线下，欣赏着光线抚摸我作品的感觉。它的色调随着光线的变化越来越丰富，作品的情感越来越凝聚，泥巴由暖色调逐渐变成冷色调，最后在朦胧中消失。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这种个体审美意识，源于我的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那件泥塑等大《站姿女人体》习作和那幅《普希金文集》中普希金妻子的插图，在创作风格和审美上是相似的：一种朦胧而单纯的情感凝聚在作品中。
在以后一个阶段的创作中，我始终受那件《站姿女人体》习作的影响，在作品的形体处理上，追求单纯和朦胧的艺术风格，使形体围绕着主观情感塑造成一种整体，不符合主观情感的因素则被削弱或舍弃，努力在作品中体现主观情感的“凝聚”这一审美要求。追求作品形体塑造上的单纯和情感的凝聚成为那个时期我的主要创作风格。
1988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选择了《凝聚、占有》为论文的主题，论文中对于“单纯”和“凝聚”这样写到：单纯性带来情感的凝聚，情感的单纯性势必导致作品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单纯，而作品形式上的单纯并不意味着造型上的简单，它更多的含义是指作品表现上的专一性和纯度。在创作过程中“形”经过提炼达到一定的程度，一切不适合情感要求的多余形体会更明显的显现，这些明显显现的部分往往是作品中的错误，应该加以调整。相反当“形”的处理与主观情感吻合时，形和情感则达到了单纯，这时的作品应该凝聚成一个情感和形体高度融合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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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个体意识与艺术的公共性是矛盾的统一体，个性精神是艺术创作的根本，没有个体的人格性情，艺术就不复存在。如果艺术家的个性不为他人所理解，艺术也没有生命力。因此艺术家的个体意识应该与公共意识融会贯通。我研究生毕业创作期间，教学上要求我们对于艺术的公共性给予关注。《赵一曼》是我选择的历史性人物研究课题，当时为了更好的创作这件作品，我特地去了哈尔滨革命烈士纪念馆收集创作素材。在哈尔滨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只有一张正面的赵一曼烈士照片，也有若干后人为烈士所做的画像和雕塑。赵一曼烈士的这张照片是一张朦胧的照片，很多细节是根本看不清楚的。纪念馆中的画和雕塑都极力想把烈士的形象复原，因为人们对于烈士形象认可是以那张朦胧的照片为依据的，所以那些作品越是努力的刻画细节，与原始照片中的形象差距越大，越是感觉到形象上塑造的丢失。
赵一曼烈士保留下来的这张照片契合我的审美，这张照片的“朦胧风格”和我当时创作审美要求是一致的。我灵魂深处存留着的自我潜在创作模式，与历史照片提供的单纯、整体的形象相统一。我努力将个人的创作意识融入集体主义的公共性之中，将具有公共性的英雄形象进行个性化的处理，在个体意识与公共性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
在第七届全国美展后的美术评论中这样写到：“人物肖像作品《赵一曼》,令人感到震惊这是毫不奇怪的。赵一曼是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一位抗战女英雄, 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对她的事迹多有表现，过去也有过许多反映这位英雄人物的雕塑，然而这件作品却与它们绳尺迥异。以往的作品，多数是以写实的表现方法，描绘人物的内在精神，外貌特征肖似真人，而这一件作品则是采取了夸张变形的方法，使形象与真人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大胆地拉长了赵一曼的体型，使双手背后“人”字形地站着的姿态是细高的个子。她的脚长而脖子细，纤圆的腰间系带着一只小型手枪。人物的整体姿势似；金字塔形，顶天立地，神采洋溢着火热的激情，使人感到英雄形象既崇高而又庄穆优雅。这件作品，我认为把它列入此次展览会的优秀作品名单中是毫无愧色的。”@
@《第七届全国美展观后》 《美术》1990第一期 崔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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